蕭孟能先生過世了﹐我是從世界日報「金山人語」專欄上看到的。
我應該和蕭先生熟但並不熟﹐原因等會再講。但我的一生沒走「正途」﹐他創辦的「文星雜誌」絕對脫離不掉責任。
文星雜誌是1957年創刊的。1961年李敖預官退役﹐寫了一篇《老年人和棒子》登在文星雜誌上﹐從此究竟是文星捧紅了李敖﹐還是李敖造就了文星變成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對我來說﹐文星和李敖像是在一間閉塞的房間裡的一個窗口﹐讓新鮮的空氣能夠進來。也讓我看到在「田園」的古典音樂﹐「亞瑟」的熱門點唱﹐好萊塢的電影﹐「小美」冰淇淋和「九如」芝麻湯圓外的世界。我一生對權威的懷疑﹐對威權的藐視﹐對政治的厭惡﹐對弱者的同情﹐對自由的嚮往﹐對風格的重視﹐播種者是文星。
李敖後來和蕭先生翻臉成仇﹐我那時已經出國。看李先生的書﹐知道還是脫不了男人交惡的兩大原因﹕錢與女人。李為蕭的原配朱婉堅打抱不平﹐和蕭先生與現在的太太人王劍芬打官司。結果除了讓我們這些受文星啟蒙的一輩人感到難過和失望外﹐蕭王避禍國外﹐李先生再次證明他好訟難纏不是浪得虛名。從此在台灣更是沒人敢惹他了。
在《李敖的自傳和回憶》裡﹐他用「東風」和「傳記文學」劉紹唐的話﹕「沒有李敖﹐那有文星」來為自己和文星的關係定調。李先生才不世出是公認的事實﹐但在我的書架上今天仍然有些紙已經變黃的「文星叢刊」。余光中﹐王尚義﹐王文興﹐於梨華﹐聶華苓﹐殷海光﹐王敬羲﹐白先勇﹐席德進﹐何秀煌﹐歐陽子﹐居浩然﹐陸嘯釗。。。當年的台灣﹐被人譏笑為文化沙漠﹐「文星」是沙漠中少有的一口井﹐上面那些人﹐都是將水注入這口井的涓涓細流。蕭先生則是打造這口井的工匠。沒有蕭簫先生﹐就沒有文星﹐沒有文星也恐怕沒有今天的李敖。李先生不是一個謙虛的人﹐這是為什麼這幾十年來他不能進步的最大障礙。
現在回到我和蕭先生的關係和「小憾與大憾」的原由﹕蕭太太王女士﹐是我姐姐的高中同學﹐她大學讀的是哲學系﹐常來我家。我和我母親提到她都以「王哲學」稱之。後來蕭先生移民美國住在奧克蘭﹐變成我母親的麻將搭子。有段時期﹐蕭想寫回憶錄﹐有意找我姐姐執筆。我姐姐說﹕何不找我老弟﹐他比我適合做這件事。蕭才知道我是這些年他愛看的《坐看雲起時》的作者。我對蕭先生居然愛看我的文章感到受寵若驚﹐見面很談得來。他認為我文風類似季羨林但稍欠穩重。我回家連忙查誰是季羨林﹐發現他原來是個八九十歲的老頭子﹐心裡不服氣。
我毛遂自薦要為他寫兩本回憶錄。一本《我與文星》﹐一本《我與李敖》。我提到1967年在UCLA學生宿舍寫信給李敖﹐30 年後看到他當年的日記稱我為最了解他的人的往事。我對蕭說﹕「我和李敖非敵非友﹐從沒見過面。我對文星有一份特殊感情。現在大家聽到的都是李敖單方面的話﹐您為什麼不從你的角度把您和文星和李敖的關係交代一下呢﹖把個人恩怨放一邊﹐還原歷史真相最重要。最後我還補了一句﹕「我們用唐德剛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方式寫。」蕭先生聽後頗為動心﹐並且開始整理資料。
但後來這件事慢慢冷了下來﹐不了了之的原因很多﹐我猜最大的原因是蕭太太王劍芬反對。王領教過李敖的厲害﹐說不願我惹禍上門。我想﹕蕭已垂垂老矣﹐身體也不太好﹐何必再找這個麻煩呢﹖後來蕭王要移居上海﹐我去話別﹐單獨對王再提《我與文星》﹐《我與李敖》的事﹐王顧左右而言他。蕭先生今撤手西去﹐我相信他資料仍在。希望將來有人能根據資料﹐完成《我與文星》和《我與李敖》兩書。我曾經對蕭先生提出一個條件﹐要我寫就得在李敖生前出版以示視負責。我不能為蕭先生寫這兩本書是小憾。但如果這兩本書永沒人寫那才是大憾啊﹗
懷南補記﹕我家最近裝了「小耳朵」﹐可以收看香港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的節目。「別」來40 年﹐李先生在電視上一點也看不出是快70 的人﹐他把頭髮剪得很短﹐白頭髮比我還少。他一襲桔色唐裝﹐手執小pointer 一根﹐引經據典﹐辯才無礙。自得其樂﹐別來無恙。
從實質和內涵(substance) 上看﹐我對李先生仍然心折。他說500 年來文章寫的最好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可以接受。
我對李先生的批評﹐不是批評他的實質和內涵﹐我是批評他的作風和態度(style)。批評一個人的實質/內涵和批評一個人的作風/態度﹐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前者是基於客觀的事實﹐結論有對錯之分和有好壞之別。後者是主觀的表態﹐是個人的喜愛﹐是沒有絕對的標準。
我在文章中批評李先生不是一個謙虛的人。謙虛不謙虛是作風問題而非道德問題﹐是性格問題而非內涵問題。套句老共的術語。我和李先生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非敵我的矛盾。李先生選擇不謙虛﹐可能是因為他覺得以他的才氣﹐沒有必要太謙虛﹐或者他認為謙虛的人都是偽君子。不管是什麼理由﹐我認為這是他的自由意志。這和他的道德無關﹐也並不影響他的實質和內涵。
但我文章中也提到他的不謙虛﹐是為什麼這幾十年來他不能進步的最大障礙。我所謂的 「進步」﹐指的是「影響力」﹐指的是「被人接受和尊敬」﹐指的是「建設性而非破壞性」。我所謂的 「進步」﹐不是指李先生在學問上的進步。這點﹐我必須先講清楚﹐說明白。
現在讓我舉幾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我的看法﹕
李先生在「李敖有話說」電視節目中的做法﹐基本上是採取美語中"In your face" 的態度。李每三五兩句就要提醒觀眾他是多麼有學問﹐多麼有見解﹐多麼見人之不見﹐能人之不能。事實上他講的這些話都是真的﹐不講別人也多半會承認。但他為什麼以他目前的身份和地位﹐還要重覆地講呢﹖是缺乏自信心﹖是沒有安全感。我不是彿洛伊德﹐不好亂猜。30 歲是這種態度﹐70 歲還是這種態度。說好聽點是「一路行來﹐始終如一」。講難聽點是「怎麼還是這樣幼稚﹖沒有長進﹖」
在最近的節目中﹐李先生用他最有名的原始資料﹐「證明」孫中山「賣國」(勾結日本)﹔宋美齡「通姦」(和小羅斯福的特使﹐1940 年美國共和黨總統侯選人威爾基 Wendell Lewis Willkie)﹔余光中「不要臉」(蔣經國死後﹐余寫詩來拍小蔣的馬屁。)
說良心話﹐李先生拿出來的資料﹐除了對宋的指控稍嫌八卦﹐可信度有問題外﹐對孫﹐對余的指控﹐可信度非常高。但用「賣國」﹐「不要臉」等極端情緒化的字眼來「證明」孫中山不是我們教科書上講的那麼完美無瑕﹐余光中言行不一﹐不配稱為知識份子。在效果和說服力上反而打了折扣。這是我認為他的破壞性遠超過他建設性﹐弄巧成拙的地方。
這些年來﹐我一直為李先生覺得可惜。以他的個人魅力﹐對資料﹐文字得心應手的學識﹐他其實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三﹐四十年前的台灣﹐和現在的台灣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那時候我們的思想是被國民黨填鴨式硬灌的﹐在資訊上又受到極大的限制。李先生在我們那代人中﹐不但是英雄﹐並且是盞明燈。他代表的不單是公義﹐並且是勇氣。今天的台灣社會﹐你把國家領導人的祖宗八代都罵光了也沒事。只要會上網﹐ 天下的資訊盡在手指間。因此﹐我認為這些年來﹐李先生的追隨者﹐在社會地位的結構上有很大的改變。李先生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今不如昔應該算是持平之論。李先生目前的基本讀者和觀眾﹐應該是以年齡層較高﹐中國情結較重的統派為主。這部份人對社會的影響力﹐非常的小。以李先生的聰明智慧﹐他豈有看不出這個玄機﹖我曾經用「魂斷藍橋」和「瓊瑤」來作比喻。我年輕的時候喜歡看「魂斷藍橋」和「瓊瑤」﹐我現在不再迷「魂斷藍橋」和「瓊瑤」﹐並不表示「魂斷藍橋」和「瓊瑤」沒有他們的觀眾和讀者。但這些觀眾和讀者﹐看熱鬧的多﹐看門道的少。李先生基本讀者和觀眾﹐對他有興趣的多﹐對他尊敬的人少。李先生2000 年選總統得那麼少的票﹐這表示李先生的號召力和追隨者的base 已經局限化﹐已經不可能再擴展了。我們在不同的年齡追隨不同的鼓聲﹐李先生的 「鼓聲」依舊﹐只是我追隨的已經是不同的鼓聲了。我再說一遍﹕40 年後再看李敖﹐他的"substance" 並沒有退步﹐是他的作風沒有進步。換句話說﹐是我們成熟了﹐是我們進步了。是他沒有超越他自己﹐是我們超越了他。如果說因為他的作風影響到他在歷史上的地位﹐這是他自己的選擇 ( it is his prerogative)。他才不世出﹐他自成一家﹐我仍然很欣賞他。
很多年前﹐我套李敖的話頂我的父親﹕「我寧願做真小人﹐也不願做偽君子。」我父親問﹕「那為什麼不做真君子呢﹖」我當時把我父親的話當耳邊風。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常想起我父親問的那句話。我現在並不是說我﹐或其他的人很容易都能做到「真君子」的地步﹐但我終於了解到在「真小人」和「偽君子」之外﹐的確還有其他的選擇 (options 和alternatives)﹐ 這是我這40 年來和李先生最大的區別所在。當然﹐在李先生的眼中﹐像我們這種人﹐40 年的風雨人生﹐在作風變得保守了﹐在心情變得老態了。但這也是我自己的選擇。
《小憾與大憾》見報後﹐收到陶恆生兄的伊媒兒﹐他說台北的「傳記文學」在九月份想登幾篇紀念蕭孟能的文章，他很想把我這篇轉發給他們，不知我同不同意？恆生兄的尊翁希聖先生是中國近代史上爭議性很大的人物﹐是「高陶事件」的主角之一。陶先生和陳布雷齊名﹐是老蔣手下兩大文膽之一。老蔣的傳世之著《中國之命運》和《蘇俄在中國》其實是由他們捉刀的。李敖筆下﹐對陶先生著墨甚多。恩怨情仇﹐當不在話下。我這篇以孟能先生為主的文章﹐如果《傳記文學》登出﹐李先生一定會看到。倒是這篇以李先生為主的補記他反而看不到。Oh well, that's the way it is。就算是小憾又一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