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10年
2005年5 月29 日《坐看雲起時》專欄﹐2005 年5 月31 日上網 《神聖與荒誕》是中國大陸文匯出版社發行的「20 世紀中國紀實文學文庫」第三輯中的第一卷。這一輯中一共是四卷﹐除《神聖與荒誕》外﹐其他三卷分別是《疾風與勁草》﹐《煉獄與聖火》﹐《虔誠與迷亂》﹐全是記錄 1966年到1976 年所謂「文化大革命」那10 年間發生在大陸上的一些當時被認為是「神聖」但現在看起來很「荒誕」的事。
1966 到1976 那10年﹐對中國大陸﹐對台灣﹐對美國﹐甚至對我個人都是影響極為深遠的關鍵10年。我在那10年中﹐拿到學位﹐開始工作﹐結了婚﹐買了房子﹐做了父親﹐把生平投的第一張票投給了卡特後決定離開中西部到加州去。但我那時候也幾乎完全生活在自己的那個小天地裡﹕不要說對發生在台灣和大陸的事我不會關心﹐就算是發生在美國的事﹐只要和自己沒有切身的利害﹐我也是不聞不問的。
近年來看了一些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記錄﹐大部份都是敘述文革時的個人經歷﹐很少看到一篇夠資格稱為太史簡﹐董狐筆的分析。大家把矛頭指向林彪﹐江青﹐四人幫﹐康生﹐陳伯達﹐怪他們矇騙了毛澤東。其實「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會在中國發生﹐是毛澤東被神化和有人利用個人崇拜來操縱年輕人的情緒。年輕人的情緒之所以那麼容易被操縱﹐是因為他們不能分辨是非。他們之所以不能分辨是非﹐是因為他們從小就被洗腦﹐只有人治沒有法治的觀念。我一直認為毛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魁﹐老共如果不能面對這個事實﹐中國就永遠不能成為第一流的國家。一個偉大的民族﹐是能夠對自己的領袖無情的民族。這是邱吉爾說的。
當大陸在搞民粹無罪﹐造反有理﹐百業皆廢﹐國家開倒車的時候﹐1971年10月﹐台灣退出聯合國﹐72年2月﹐尼克遜訪華和中國共同發表「上海公報」。9月﹐日本與中國建交。蔣經國接行政院長。1973年蔣宣佈「十大建設」計劃。1975 年4月﹐蔣介石逝世﹐嚴家淦接總統﹐蔣經國接國民黨主席。在那10 年﹐大陸無外患但有內憂﹐政治掛帥﹐全國搞運動。但台灣正好相反﹕外患迭出不窮但無內憂﹐經濟蓬勃發展。雙方的情況就像籃球比賽﹐一方傳球失誤﹐另方截球灌籃得分。一來一往﹐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相差了不是10年而是20年。
在同樣的10 年中﹐美國換了四個總統﹕從宣稱「提名不選﹐選上不幹」的詹遜﹐到因水門事件黯然離京的尼克遜﹐到上臺第一件事就是特赦尼克遜﹐因而賠上了自己政治前途的福特﹐到起用生手﹐治國無方的卡特。於是造成美國人民對政治人物越來越不信任。再加上美軍在越戰鎩羽而歸﹐算是開國以來第一次打敗仗。﹐美國國勢的衰退﹐是從1966 到1976 這10 年開始的。
歷史實在是非常諷刺。從1995年「李爺爺您幹嘛要回來(康乃爾)﹖」到次年他高票當選第一位全民直選的總統開始﹐到今年正好也是10 年。在這10年間﹐海峽那邊既無內憂﹐也無外患﹐全國專心搞經濟。反觀台灣﹐內憂加外患﹐政局沒安定過一天。將來回頭來看﹐台灣從 1995 到 2005 就像大陸從1966 到1776 一樣﹐整整浪費了10 年寶貴的時間在內鬥和空耗上。台灣的亂象從「藍綠對幹」到「父子翻臉」歹戲好像還沒有收場的跡象﹐我不知道後人怎麼看台灣的這段歷史﹖Clarence Darrow﹐那個打有名的「猴子官司」(Monkey Trial) 的律師生前說過﹕「歷史會重複自己﹐這就是歷史出的毛病之一」(History repeats itself, and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wrong with history.) 難怪蕭伯納也反諷地說過﹕「我們能從歷史上學到的就是我們從歷史上什麼都學不到」(W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we learn nothing from history.) 這話不是全無道理。
懷南補記﹕ 我曾經提到過我有一個幾十年的老朋友﹐每隔一會就會和我在兩家中間一個小城的 Starbucks 對坐吹上兩三小時的牛。當年台灣沒幾部 scooter 的時候﹐這位老兄的那部進口貨常被少年掌門人強借去兜風。前債今還﹐這是為什麼只要這老兄伊媒兒一吆喝﹐掌門人就欣然從命﹐赴 Starbucks 之約﹐從不說「不」。
那天他問﹕「你文章中提到台灣1966 到1976 十年間的經濟發展﹐和1995到2005年的政治混亂﹐但1995到2005 年台灣在李登輝主政後﹐比蔣經國當權時自由民主很多。照你的看法發展經濟比自由民主重要﹖」
此兄的令尊﹐生前曾出任過所謂三大秘書長的兩大﹐系出名門﹐顏色正藍是無庸置疑的。但和掌門人混久了﹐被我「帶壞」﹐黨性沒那麼強了﹐小組會大概也不去了﹐對掌門人《坐看雲起時》的一些政治評論﹐不時露兩手吾愛吾友﹐吾更愛真理的愛唱反調。
我對我朋友說﹕如果我們把北韓算為一個完全沒有自由的模式﹐把台灣算成一個絕對自由的模式。如果你要我在這兩個極端的模式中非選一個不可﹐我會毫無懷疑地選擇後者。這是我的第一個基本信念。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走上極端﹐必須在這兩個極端的模式中二選一呢﹖我對自由的看法﹐在 《究竟什麼是自由》 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像人體的膽固醇一樣﹐自由有好壞之分。沒有law and order 的自由是壞自由。今天台灣式的自由已經是沒有公權力的自由了。連爺爺到大陸訪問﹐政府要動員五千名警察在機場如臨大敵﹐結果還有立法委員帶頭亂來﹐這種自由比不自由還糟糕。這是我的第二個基本信念。
台灣的民主是把選舉和民主劃上等號的邪門民主。選舉是民主的入門而非最終目的。民主的最終目的是選賢與能後讓政治清明﹐人民安居樂業。沒錯﹐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就沒有民主﹐但如果說像台灣那樣﹐每逢選舉﹐整個國家好像發了羊癲瘋似的﹕神志不清﹐口吐白沫﹐選舉的結果變成劣幣驅除良幣﹐這算那門子弟自由民主﹖我認為目前的台灣是少數狂熱投票機器掌控多數沈默大眾的國家﹔是沒有政治家﹐只有政客的病態民主﹔是好人被欺負﹐壞人當家作主的社會。這是我對台灣式民主的評估。
我朋友去過新加坡。我問他﹕「你覺得台灣的模式好還是新加坡的模式好﹖」比起台灣來﹐新加坡的人民絕沒有台灣人民那樣自由﹐但新加坡的社會絕對比台灣的社會安定。根據我們的民調﹐41% 並不同意28% 的人非常不同意「好皇帝」的政治制度最適合中國人。換句話說﹐在我們的讀者中﹐大多數的人並不贊成李光耀﹐鄧小平﹐蔣經國「好皇帝」式的政治制度。難道除此之外﹐台灣式的自由民主是唯一的另一個擇項﹖其實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思考。
千呼萬喚始出來﹐6月5 號的專欄﹐天下第一情聖將和各位見面。我猜 50% 的讀者不知道這個人和他的故事。知道他的故事的人﹐可能2/3 的人同意我的選擇﹐有1/3 的人不會同意我的選擇。We'll s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