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大江大海》熱賣後﹐不少人來「伊媒兒」談到這本書。在我的讀者群中﹐龍的「粉絲」不少﹐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人希望我能對這本書發表一點「寶貴意見」。後來我寫了那篇《三個不同點 》﹐算是交代了李敖﹐龍應台和信懷南三個人對「大國崛起」﹐和「民族情結」看法的基本不同點。艾默生有一句話影響了我一生。艾默生說﹕「單靠才氣豈能成為一個作家﹐在每本書背後都有一個人。」這是為什麼我只評人不評書的原因﹐書沒啥好評的。
我沒有對《大江大海》發表「寶貴意見」還有一個主要原因﹐那得從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一個故事說起﹕
相傳維多利亞女皇每到一處﹐地方官都照例要鳴鐘致敬。有天女皇到了一個小鎮﹐卻沒有聽到鐘聲。維多利亞頗為不悅﹐問鎮長為什麼不鳴鐘。鎮長說﹕「回稟陛下﹐我們有十個不鳴鐘的理由」。維多利亞女皇很好奇﹐於是說﹕「那你把不鳴鐘的第一個理由說來聽聽」。鎮長回答道﹕「小鎮沒鐘」。《大江大海》我沒看過﹐沒看過怎麼能發表「寶貴意見」呢﹖
最近李敖出了一本《大江大海騙了你》痛批龍應台。在此之前﹐台港兩地﹐和海外一些下筆如當年「梁效寫作班子」之流﹐也為文批判過《大江大海》。由於有那麼多人對那本書有興趣﹐尤其是李敖在「大江入海」的最後一程﹐居然還要大開殺戒﹐用整本書來修理龍應台﹐我不得不借一本《大江大海》來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龍應台這本書﹐我的結論是﹕「乃一本文筆很好的報導文學也」。如果為了賣書的目的﹐硬說它是「歷史的見證」或「民族的史詩」﹐那也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在我唯一和龍應台見面的飯局上﹐我就建議她應該找一本 Tom Brokaw 的《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 來做參考。龍應台的那本書和Tom Brokaw 的那本書在性質上完全一樣﹐都是後人把上一代的故事收集起來﹐為一個隨風而去的時代留下一些痕跡。Tom Brokaw 的書在美國暢銷﹐也感動了不少人。我的鄰居是個退休的外科醫生﹐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員。有天﹐我去敲他家的門﹐送他一本《最偉大的一代》表示敬意﹐他非常感動。我相信在美國﹐一定有人寫書評來批評這本書﹐但我不相信會有像李敖那樣有身分的人﹐用一本書來「證明」Tom Brokaw 錯了並懷疑他出這本書的動機。這是為什麼我覺得李敖在這件事上是小題大做﹐有點像英文中所謂的 Bark up the wrong tree (No pun intended)。
但我也能理解李敖為什麼要出重手﹕
第一﹐他認定龍是一個文學上的臺獨份子。
第二﹐龍雖然表面批評國民黨和老蔣﹐但實際上是想替蔣家翻案。老蔣乃李敖的天敵﹐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在李的眼中龍是個文筆好並非學問好的人。最後﹐這點最關鍵﹐李敖認為龍應台的《大江大海》是自不量力撈過了界去談中國近代史﹐這是老李的地盤﹐豈容妳龍應台在那裡放肆﹖
「最後一代的內地人」這個名稱﹐算是我首先提出來的﹐這代人是龍應台筆下那代人的子女。我當時也有收集一些我們這代人的故事來出書的構想。也想建議張純如來主其事﹐因為張的母親和我姐姐是高中同學﹐也是屬於「最後一代的內地人」。這個構想最後無疾而終是因為我太懶﹐太沒有龍應台的企圖心。如果我真的出了那本書﹐我也不覺得有任何理由引起任何人的反感。我在寫《三個不同點》時已經有預感李敖和龍應台在立場﹐性格上差距太大﹐他們兩人遲早會槓上是免不了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盛名之累﹐豈是說說而已。
龍應台是目前台灣少數能寫理性和感性文章的人。但她寫的理性文章帶有強烈的說教味道，沒什麼幽默感﹐容易被以「真小人」自居的李敖認為是矯揉造作。我和李敖不同的地方是我不覺得《大江大海》值得批判。我不喜歡看龍應台的文章但並不表示我不喜歡看到她的書暢銷﹐也不表示我同意李敖對她的批判。李敖用《大江大海騙了你》來修理《大江大海》﹐有點像張飛在找岳飛的麻煩﹐根本是不必要的事。不過如果因此大家的書都暢銷﹐那我也樂見其成。
懷南補記﹕在談到正題前﹐讓我先交代一件事﹐套句台灣的術語﹐我要火力全開﹐話一次講完﹐免得以後再提。
寫了那麼多年的專欄﹐公開批評過不少人物和組織﹐但似乎從沒有收到過什麼帶有惡意或文字低級的來信。是掌門人運氣好或是其他原因﹖說不準。但我有一個一廂情願的想法﹐我認為看我文章的人都是「信」懷南者﹐「中上」人士也(有典故的)﹐不夠水準的人看信懷南的文章幹嘛﹖看看漫畫不就得了﹖(With apologies to Bill Watterson, Garry Trudeau and other thinker's comic strips artists).
也許是久走黑路必遇鬼﹐也許是掌門人活該「兔」血的時候到了﹐開年以來﹐我連續收到幾封與眾不同的「亦霉耳」﹕一封一開頭就說他朋友告訴他信懷南「又」被星島日報炒了魷魚﹐一副幸災樂禍﹐小人得志的樣子。接下來越寫越不像話﹐髒話都出來了。老實說﹐我沒仔細讀這位仁兄「他的 &^%$*&^% 意見」﹐只記得簽名居然是 Dr. something 。寫 e-mail 署名居然不忘祭出 Dr. 的招牌﹐讓我想起 N 年前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一個心理有問題的傢伙裸奔跑上頒獎台。主持人大衛尼文 (David Niven) 不動聲色﹐等警衛把此兄請出場外後冷冷宣佈說﹕「這位老兄的所作所為﹐莫非是自爆其『短』而已」。李敖很多年就說過﹐當你吃到一個壞了的蛋時﹐難道你會把它吃完﹖奉勸這位署名 Dr. something 的老兄﹐如有什麼寶貴意見非要發表不可﹐稍微表現出一點教養﹐我的電腦要 block 閣下的信很容易。除非你每次換不同的 e-mail﹐就算你換一百個不同的 e-mail﹐ 何苦呢﹖By the way﹐ 世界日報沒 fire 我﹐是我 fire 世界日報。星島日報也不會 fire 我﹐但我也不可能寫專欄寫到死。何況就算信懷南被 fire 了也不過是不能在報上發表「寶貴意見」罷了﹐What's the big deal﹖掌門人不寫專欄就活不下去嗎﹖別那麼小家子氣。
另外還有一位仁兄﹐偷偷摸摸用我們群德基金會「認捐」的表格﹐不具名寫些不知所云的 comments﹐包括說我這篇《也談大江大海》寫得「很酸」等等。建議這位老兄﹐搞不清信懷南的背景就別亂講﹐看不懂信懷南的文章就別看。不要以為用我們為善良好心人設計的「認捐」表格就可以不具名放冷箭﹐我們的設計是可以 trace sender 的 ID 的。But what's the point? (又是)李敖曾經講過一個笑話﹕有次他講演完後請聽眾遞紙條上來問問題。他後來對聽眾宣佈﹕我這裡有張紙條﹐沒有問題只有名字。名字是「王八蛋」。不敢具名的不妨想想這個故事。
說我這篇文章寫得酸溜溜的人﹐我建議閣下先去看看《莊子逍遙游》和《莊子第 17 秋水﹐ 惠子相梁的故事》﹕「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鶵﹐子知之乎﹖」看懂了再具名指教不遲。
現在回到《也談》的本題。希望我這篇文章不會冒犯了李敖和龍應台的
粉絲。如果你有欣賞李和龍的段數﹐你大概不會覺得我這篇文章有什麼不對勁。我的基本論點很簡單﹕李敖找大江大海的麻煩是沒必要的事。
如果《大江大海》不是龍應台寫的﹐如果這本書不那麼轟動﹐龍應台的很多麻煩都可以避免。任何事都有代價﹐願不願意付代價決定了你我的一生。基本上我非常了解為什麼台北現在把龍和李的書放在一起賣。別忘了老李在立法院混過﹐看多了立法委員打完架後又是你哥子我兄弟一齊上館子的鏡頭。掌門人這篇文章頗具功力﹐說我酸溜溜的人是 unclear on concept。
倒是有一篇批評《大江大海》的文章值得一讀﹐是從另外一點切入的。不能說批評龍應台文章的都是文人相輕﹐都是酸葡萄﹐還是要看批評的文章有沒有料。寫匿名信的人通常不但沒膽並且沒料。下面這篇文章是有點料的。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突顯說書人與歷史敘述者的角色衝突，成為「過度書寫」的作品。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這幾個星期都在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可是越看就越發覺這本龍應台用了「六親不認」的四百天寫成的書問題重重。作為一宗精心策劃的媒體事件(media event)，《大江大海》的市場推廣工作做得出色至極，為「如何製造一本超級暢銷書」(the making of a super best-seller)這個課題提供了最好的教材。然而若視之為一本要從慘痛歷史中汲取教訓、要「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的著作，《大江大海》卻突顯了說書人(storyteller)與歷史的敘述者 (narrative historian)難以協調的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修辭技巧的「雙刃劍」本質(double-edged nature)，以及謙遜作為一種歷史寫作的美德(virtue)與修養(discipline)之必要。
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在承載著《大江大海》遨遊的一片讚美之聲中(an ocean of praise)，幾乎沒有浮上過水面。是出版社的公關手段超卓，還是香港根本沒有幾個人認真寫書評？這樣對龍應台本人也不公平，《大江大海》既是她嘔心瀝血之作，我們便應給予它最一絲不苟的審視。正如龍應台在書中對她的十九歲兒子飛力普所說，「因為你認真，所以我打算以認真回報你。
龍應台從不諱言她在《大江大海》要做的一件事是「講故事」——在題為《行道樹》的序言中，她提到她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跟她的兒子飛力普「講故事」，給他一條「前後連貫的線索」去理解她來自的時代。當然，《大江大海》絕對不只是母親對兒子的「愛的教育」。較諸《親愛的安德烈》，《大江大海》的野心要大得多。
在一種嚴肅的使命感和正義感的驅使下，龍應台深信自己正在進行開創性的歷史研究。她對亞洲週刊的記者說：「我開啟這個探索，就是想要真實地知道那個時代究竟是怎樣一個時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沒有一個黑盒子會打開」(亞洲週刊第二十三卷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五頁)。
令人意外的是龍應台似乎沒有想到「講故事」與「寫歷史」是兩種迥然不同的追求，歷史的真與故事的完整和動人未必可以共存。
讀了《大江大海》三遍，我的結論是作為講故事聖手的龍應台，在書中始終支配著作為嚴謹歷史學者的龍應台。《大江大海》的敘事方式充滿電影的感性和興味，某些段落的鋪排和寫法簡直像經過攝影和美術指導的「教路」一樣，專為攝影機——即觀眾的眼睛——而設。
最明顯的例子是龍應台圖文並茂地在台北軍史館一個互動式的模擬戰場訪問詩人管管：「他(管管)靠在一管模擬山炮旁，我(龍應台)盤腿坐在一堆防禦沙包上﹐他說得激動時，身體就動，一動，那管山炮就『碰』的一聲開炮了」。 的確，在多於一層的意義上，《大江大海》都堪稱為一齣「文學巨製」(a blockbuster of a book)：從它史詩式的題材到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從作者運用的時空交錯「剪接手法」到它「粒粒皆星」的「演員陣容」(all-star cast)——在書中的大敘述出現過的知名人士多如繁星，順手拈來的就有朱經武、白先勇、馬英九、林百里、錢穆、余英時等等。
特別令人詫異的是龍應台對實業家蔣震的描述，她說蔣震在香港「極受尊敬」，來自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她知道蔣震原來當過軍，在國共內戰期間曾經參與多場慘烈戰役之後，「看著這位極度樸實的藹藹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如此戲劇化(dramatic)甚至近乎通俗劇(melodramatic)的筆觸出自一貫冷靜的龍應台，端的令人措手不及。 龍應台的詞鋒犀利，眾所周知。在《行道樹》一文中，她將父母比喻為城市裏的行道樹，「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天空飄浮著的濛濛細灰，靜悄悄地下來，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兩岸三地能夠寫出如此詩意盎然而感情充沛的句子，大概沒有幾人。
可惜的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龍應台的犀利詞鋒，同時使《大江大海》成為一部「過度書寫」(over-written)的作品。■ （評《大江大海》二之一）
龍應台的感傷主義
歷史教訓與啟示存在於歷史本身的矛盾、曖昧與反諷中，道德優越感的說教難靠近真相。
龍應台的寫作向來帶有強烈的說教味道，不時散發著一種「深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伸張正義」的道德優越感(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問題是要用這種方式寫作，作者便必須具備過人的道德感悟(moral perception)、道德敏銳 (moral sensitivity) 和道德判斷 (moral judgment)。倘若作者未能身體力行、躬行己說，即英文所謂的「practices what one preaches」；那他\她在重大道德議題上所持的立場，就難免被詮釋為一種道德上的矯揉造作和故作姿態(moral posturing)。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要「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卻又同時帶著仰慕，甚至敬畏的心情為各式各樣、來自那個時代的傑出人士和成功人士樹碑立傳。龍應台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那麼慟的生離死別、那麼重的不公不義、那麼深的傷害、那麼久的遺忘、那麼沉默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強烈地意識到在一個崇拜名人的社會裏，「報大名」(name dropping)作為一種寫作策略無往而不利。於是，在她筆下，朱經武是「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梁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姐大」；程介明是「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席慕蓉的詩「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坦白說，如果《大江大海》寫的只是「被時代踐踏、污辱和傷害者」的「傷害、遺忘和痛苦」，它斷不會成為目前這本全球已賣出逾二十萬本的超級暢銷書。
龍應台在《後記》中自言是「歷史的小學生」，面對「林深不知處的浩瀚史料」不知所措；有如「踏進大興安嶺採花的小紅帽」，每走到一個分岔口都很痛苦，因為「兩條路，我都想走」。實情是龍應台「都想走」的「兩條路」是「講故事」和「寫歷史」，結果她選擇了將歷史改寫成故事。我不是歷史學家，所以在這裏不談《大江大海》忠於歷史和事實的程度(historical accuracy)而只談它的語言。
一般來說，歷史寫作皆奉行「少即多」(less is more)的簡約主義風格，因為事實不需要裝飾(embellishment)；而歷史所包含的權力衝突和人性戲劇，自有其內在的動人力量。從事歷史寫作的人需要做的，往往只是「實話實說」(tell it like it is)而已。《大江大海》最大的敗筆是用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t)的筆觸來渲染悲情，我沒有正式統計過，但幾乎可以肯定，《大江大海》所用的「最高級詞語」(superlatives)之多，超越龍應台之前的所有作品。這種修辭上的誇張(rhetorical excess)在書中隨處可見——龍應台回憶兒時住在大倉庫，「下雨的時候，整個倉庫噪聲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張的鐵皮上，如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在一本一字一句都蘊含反戰信息的作品裏，「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又怎能用作比喻呢？誠然，由於時時刻刻都想著要感動人、震撼人，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中寫出了很多奇怪的句子，例如「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這句分明是從英文「Look me in the eyes and tell me」翻譯過來，文體家龍應台竟可如此囫圇吞棗，實在令人詫異。
龍應台千方百計要為這批戰爭中的「失敗者」伸冤，可是在她不自覺地把他們「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 的過程中，也可能剝奪了他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和能動性(agency)。他們當中，不是每一個都是被國家和領袖出賣的受害者。有些人為信念而戰結果戰死沙場，有些人為理想而活結果含恨而終。將所有的戰爭混為一談就是將戰爭「同質化」(essentialize) ，將所有的犧牲一視同仁就是將人的複雜動機概念化(conceptualize)。
化繁為簡原是說書人的特權，研究歷史的人沒有這個特權，因為歷史從來就充滿自相矛盾、似是而非、曖昧與反諷，而它的教訓與啟示，亦只會存在於這些矛盾、曖昧與反諷之中。 所以，歷史的研究與寫作，最終應該是一趟讓人學懂謙卑的經驗(humbling experience)；也只有真正謙卑的人，才會靠近歷史的真相。■（評《大江大海》二之二）